【1.焚書令】

針對淳於越封建諸侯的提議，李斯上書嬴政作答。

書曰：“五帝不相覆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淳於越所言，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哉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

“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並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誇主以為名，異取以為高，率群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”

至於如何禁止，書中再道：

“臣請史官非《秦記》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《詩》、《書》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者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為城旦①。所不去者，醫藥、蔔筮、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者，以吏為師。”

『①城旦，一種築城四年的勞役。』

書上嬴政，嬴政批道：可。意思就是，我看行。

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秦火焚書了。對於此舉，後世多持惡評。然而，在附和過往那些罵聲之前，我們有必要詳細了解有關焚書的種種細節和實際後果。誇人要誇到癢處，罵人則要罵到痛處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罵不殆。倘一聞焚書二字，也不深究，便即拍案而起，破口大罵，作激憤聲討狀，竊以為不免“操”之過急。

首先，從李斯的視角看去，焚書有它的邏輯必然性。在李斯的上書中，對淳於越請求分封之事，只用了“三代之事，何足法哉”八個字，便已駁斥一盡。隨即，將淳於越之流定性為“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”。而像淳於越這樣的人，所在多有：“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。”人之所學，則是源於書本，因此，禁書乃至焚書便是斬草除根的應有之義了。

古人竹簡刀筆，著書匪易。不比今日，每年都有數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，借用叔本華的話來說，還都是些“內容豐富、見解獨到，而且全是少不得”的著作。這也就決定了，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，大致為：

一、史官非《秦記》者，即六國之《史記》，以其多譏諷於秦。

二、《詩》、《書》百家語。尤其《詩》、《書》乃是淳於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，燒之等於繳械，看爾等還怎麽援引去。

需要特加註意的是，從李斯的上書可知，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，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，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。朱熹也雲：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，他朝廷依舊留得；如說“非《秦記》及博士所掌者，盡焚之”，則六經之類，他依舊留得，但天下人無有。

【2.焚書辨】

對帝國的這一舉措，清人劉大櫆的解釋是：“其所以若此者，將以愚民，而固不欲以自愚也。”而在我看來，帝國將這些禁書善加備份收藏，並不以悉數銷毀為快，除去不欲自愚外，也應存有一種責任心和長遠考慮。好比我們都知道，天花病毒曾經肆虐了幾個世紀，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，給人類帶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。盡管如此，人類卻並沒有將天花病毒徹底銷毀，讓它永遠消失於地球，而是分別在莫斯科和亞特蘭大的兩個實驗室裏保存了少量樣本，以備研究，或應對任何人力無法預測的不時之需。

至於民間，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，後果又會如何？答曰：“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為城旦。”也就是說，將接受黥面和輸邊築長城的處罰。在今天看來，這樣的後果無疑是嚴重的，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，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，並不嚴厲。而且，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，如果未被發現，自然也就不用追究。

由此可見，在當時的禁令中，焚書並非第一要務。夜半橋邊呼孺子，人間猶有未燒書。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，焚書哪能焚得盡！焚書只是一種手段而已。且看：

〖有敢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者，棄市。以古非今者，族。〗

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，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。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，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。再加上罪罰更重的“以古非今者，族”這一條，可以判斷，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眾議論當今政治，其次是禁止民眾討論古代政治。歸結為一句話：禁止議論政治。庶人不議，然後天下有道，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後的邏輯依據吧。

焚書自然是不對的，不好的。但對帝國而言，言論窒息、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。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。自古以來，防川有兩種方法：一是封堵，鯀便是采用此一方法，結果洪水越發肆虐，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於羽郊；二是疏導，鯀的兒子大禹則是采用此一方法，最終治水成功。

為帝國之久遠計，理應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，從而有疏導之效，收善治之功。以我所見，當以北宋朱弁《續骫骳說》中士氣一條倡此論最為精妙，姑錄於下：

〖一身之盛衰在於元氣，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氣。元氣壯則膚革充盈，士氣伸則朝廷安強。故善養生者使元氣不耗，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。欲元氣不耗，則必調飲食以助之，而咽喉者，所以納授飲食也。欲士氣不沮，則必防壅蔽以達之，而言路者，所以開導壅蔽也。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遠近雖殊，治道無二。〗

再回到焚書，其對古籍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嚴重？時至今日，已經很難作出確切判斷。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雲：“《詩》、《書》所以覆見者，多藏人家。”王充《論衡·書解篇》雲：“秦雖無道，不燔諸子，諸子尺書文篇具在。”這兩條記載表明，至少在漢代，古籍中的精華部分——《詩》、《書》諸子，都還完整地幸存了下來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所有的古籍都在宮廷留有備份，可想而知，只要秦國不滅，這些古籍便將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。然而，諸多古籍湮滅無蹤，後世永不得覆見，這卻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。

眾所周知，項羽先生生性暴戾，不愛讀書。伊攻入鹹陽之後，首先是屠城，然後搜刮金錢、婦女，臨去再是一把大火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。可憐唐、虞、三代之法制，古先聖人之微言，最終只化為若幹焦耳的熱量而已。

所以，劉大櫆作《焚書辨》，毫不客氣地指出：書之焚，非李斯之罪，實項羽之罪也。

單就秦國焚書而言，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嚴重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六百七十七種著作，其中約有五百二十四種，即77％現在已不覆存在。這個事實說明，漢以後的幾個世紀，特別是在印刷術流行前，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，也許甚至大於秦代的焚書。因此可以想象，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，傳下的周代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於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。

【3.歷代焚書簡史】

關於焚書，李斯並非始作俑者。前此，孟子有雲：諸侯惡周禮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。《韓非子》也雲：商君教孝公燔《詩》、《書》而明法令。

到了後世，焚書更是屢見不鮮。

隋人牛弘作《上表請開獻書之路》，歷數書之五厄（不解何故，漏卻項羽）：

〖秦皇馭宇，下焚書之令。此則書之一厄也。王莽之末，長安兵起，宮室圖書，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孝獻移都，吏民擾亂，圖書縑帛，皆取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載七十餘乘，屬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劉、石憑陵，京華覆滅，朝章國典，從而失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周師入郢，蕭繹收文德之書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萬餘卷，悉焚之於外城，所存十才一二。此則書之五厄也。〗

明人胡應麟著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在牛弘所論五厄之外，再增補五厄，列為“十厄”：

〖隋開皇之盛極矣，未幾皆燼於廣陵；唐開元之盛極矣，俄頃悉灰於安史；肅、代二宗洊加鳩集，黃巢之亂覆致蕩然；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歷，再盛於宣和，而金人之禍成矣；三盛於淳熙，四盛於嘉定，而元季之師至矣。然則書自六朝之後，覆有五厄。〗

到了清朝大興文字獄，倒黴的便不僅是書，更包括了著書者和藏書者。因觸犯忌諱，生者淩遲杖斃，誅滅三族，死者剖棺戮屍，挫骨揚灰，如此案例已是不勝枚舉。倉頡造字而鬼神哭，莫非鬼神早有先見，知有清朝之劫，故而預為號慟乎？

文字獄之興起，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，持續近百年，時間之長，禍害之烈，株連之多，處罰之慘，力度之大，實屬空前。

僅1772年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獄，所列的兩千三百二十種禁書和其他三百四十五種部分取締的書中，只有四百七十六種幸存，不到所列數的18％，而這還是發生在印刷術業已普及的情況之下。

清朝在焚書禁書之餘，卻也修書，即《四庫全書》。然而，這當中又有貓膩。說起來，他們用的也是春秋筆法，寓褒貶於字裏行間。但他們褒的都是誰呢？不僅他們自己，連過去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遼、金、元等，也一並褒讚在內。八竿子都打不著的關系，他們何必做這份人情？原因很簡單，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，那就是對華夏而言是異族，是侵略者。而在編纂過程之中，對那些反映民族矛盾、民族壓迫和漢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，則是盡量摒棄和抽毀，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，則大肆篡改。比如岳飛《滿江紅》的名句“壯志饑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”經過刪改之後，變成了“壯志饑餐飛食肉，笑談欲灑盈腔血”。

對此，魯迅先生曾評價道：“單看雍正、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，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。全毀、抽毀、剜去之類也且不說，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。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，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；不但藏之內廷，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，使天下士子閱讀，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，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。”於是有嘆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庫全書》而古書亡。”

相對於原始的火燒而言，這豈不是更高層次上的焚書嗎？

如契訶夫所言，別人的罪孽並不會使你變成一個聖人。盡管幹過焚書之事的遠非李斯一人，但這並不足以成為給李斯開脫的借口。李斯的焚書開了皇權政府赤裸裸地扼殺民眾思想的先河，不僅在當時釀下了嚴重的後果，也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心理影響。

【4.坑儒的由來】

說到焚書，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坑儒。坑儒發生在焚書的次年，即嬴政三十五年，其由來是這樣的：

且說六年之前，嬴政狂熱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藥，四處籠絡和招攬術士，酬以重金，資助他們為自己去尋訪仙人和不死神藥。前後幾次尋訪都以失敗告終，嬴政並不氣餒，資助的規模和力度反而越發加大。

於是乎，在術士的小圈子內交口傳遞著這樣的消息：此處皇帝傻，錢多，速來。一時間，滿世界的術士雲集鹹陽。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，來者不拒，只要術士提出一個idea（方案），馬上就能圈到一筆龐大的經費。嬴政心中清楚，這四方奔來的術士，多半都是南郭先生，可是沒關系，他不在乎這些錢。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廣種而薄收。

然而，一晃眼六年時間過去了，連仙人和不死神藥的影子也沒見著。術士們不免心虛起來：事已至此，不管好賴，總得給嬴政一個交代。術士們也不傻，自然不會老實承認道：世上本沒有仙人和不死神藥，因為我們術士多了，所以就有了。他們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飯碗，他們還想繼續從事這份無本萬利的職業，於是行起緩兵之計，將失敗的責任推到嬴政身上。

術士盧生向嬴政匯報道：臣等之所以屢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藥而不得，是因為有惡鬼從中作祟。陛下應該忘記皇帝的身份，將自己打扮成普通人，以避開惡鬼。避開了惡鬼，則真人自至。陛下也不能處理國事，不能接觸朝中大臣，否則就不能恬淡，為真人不喜。陛下所居之宮，亦不可讓任何人得知。陛下做到了這些，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藥。

盧生這一番堂皇的理論，未嘗不是一種自脫之術。讓嬴政放棄權力，遠離國事，與世隔絕起來，這個要求未免高得有些離譜。按盧生的想法，最好就是嬴政知難而退，不願配合，然後求仙這事就這麽自然而然地黃掉。無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，真信了盧生的話。為了成仙不死，這點代價算得了什麽！

嬴政誠意十足。他首先放棄了“朕”這一皇帝的專用自稱，改而自稱“真人”。又按照盧生的建議，將鹹陽二百裏之內的宮觀以覆道和甬道相連，每個宮觀之內皆充以帷帳、鐘鼓、美人，以亂人視聽。行蹤所到之處，膽敢洩露者，罪死。

帝國的政務處理照舊在鹹陽宮內進行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。群臣奏事，則對著空空的皇帝寶座，仿佛是在對著藍幕表演，煞是考驗他們的演技。

某日，嬴政駕幸梁山宮，從山上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眾，心中大為不快。有中人悄悄轉告李斯，李斯於是輕車簡從。嬴政知道後大怒，道：“此中人洩吾語。”尋找洩密者，無人應承。於是詔捕當時所有在身邊的人，一律殺之。從此之後，再無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蹤。

嬴政此舉雖未必是沖著李斯去的，卻也讓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。而在那些術士看來，嬴政為了成仙，連丞相李斯——他最親密的戰友都不惜翻臉，可見其對成仙的認真和執著。

嬴政越執迷不悟，給術士的壓力則越大。一旦嬴政意識到自己被騙，則他將要展開怎樣的報覆？要知道，嬴政可不是《皇帝的新裝》裏面那個笨蛋皇帝，他是絕不會吃啞巴虧的。

那些先知先覺的術士開始惶惶不可終日：這次是蒙混過關了，可下次呢？再這麽欺騙下去，遲早要出事，而且一出必是大事。富貴誠可貴，性命價更高。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。

【5.所坑實為術士】

最早開溜的術士是侯生和盧生。荒謬的是，臨走之前，兩人還煞有介事地來了一場技術探討，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結論。而這段談話也不可思議地被史冊記載了下來：

〖侯生和盧生相與謀曰：“始皇為人，天性剛戾自用，起諸侯，並天下，意得欲從，以為自古莫及己。專任獄吏，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，特備員弗用。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辨於上。上樂以刑殺為威，天下畏罪持祿，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，下懾伏謾欺以取容。秦法，不得兼方，不驗，輒賜死。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諱諛，不敢端言其過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。每日批覆表箋奏請，重達一百二十斤，不滿不休息。貪於權勢至如此，未可為求仙藥。”〗

且說侯生和盧生二人亡命而去，嬴政的憤怒是可想而知和無可指責的。別人逃跑也就罷了，可偏偏是你們兩個！要知道，我豢養的術士雖多，卻獨獨對你二人最寄厚望。凡你們所求，無不應允；凡你們所欲，無不得到。我何曾虧欠過你們？我何曾讓你們作難？試問，我還需要做些什麽，才能讓你們更加滿意？可是沒用，你們還是要逃！你們當我是什麽？一個可以愚弄在股掌之上的冤大頭嗎？

說起來，侯生和盧生這兩人也確實不地道，光顧著自己逃命，卻渾然不顧那些還留在鹹陽的同行死活。果不其然，他們剛逃走沒幾天，一場災難就開始降臨在他們的同行身上。

嬴政一聲令下，還沒來得及逃離鹹陽的術士們被悉數緝拿歸案，關押一處，先由禦史宣讀詔書。詔書曰：

〖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然而，韓眾入海求仙，一去再無音訊；徐巿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；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，冀望極深，數年來卻毫無所獻。徒奸利相告日聞，欺吾仁厚而不忍責罰也。今盧生等不思圖報，乃亡命而去，又覆誹謗於我，以重吾不德。諸生在鹹陽者，吾使人廉問，或為妖言以亂黔首。〗

詔書宣讀完畢，接著就是要老實交代問題了。嚴刑拷打之下，諸生為求自免，互相揭發，乃至不惜編造，牽引誣告。審理下來，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於鹹陽，使天下知之，以為警戒。

此一事件，後世往往和焚書並列，合稱為焚書坑儒。但究其原委，所謂坑儒，本只是對良莠不齊的術士隊伍的一次清理整頓而已。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候星氣、煉丹藥的術士，並非儒生。司馬遷在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中也有明言，“及至秦之季世，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坑術士”，可見根本就沒儒生什麽事。

那麽，坑術士又是從何時開始被誤傳為坑儒的呢？

【6.坑儒考】

首先提出坑儒是在東晉年間。梅頤獻《古文尚書》附有孔安國所作的《尚書序》，其中有雲：“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，焚書坑儒，天下學士，逃難解散。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。”這時，坑術士第一次被變性為坑儒。後來隨著《古文尚書》被定為官書，坑儒的說法於是沿襲下來，遂成定論。

對於梅頤所獻的《古文尚書》及孔安國所作《尚書序》，前人多有辨疑，到了清代，其偽書的身份已蓋棺論定。

偽造者雖千差萬別，心態卻完全一致，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當真，成功蒙蔽世人。譬如造假書畫的人，在造假完畢之後，總會不憚辛苦，再偽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題跋，以標榜名家品鑒，流傳有緒。《古文尚書》的偽造者雖已不能得知，但其心態同樣如此，所以才會多偽造出《尚書序》來，並假托在孔安國名下，以形其真。

偽造者將坑術士改為坑儒，其實也只是為了引出下句“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”，從而表示《古文尚書》其來有自。考其最初用意，大概也只是欲售其偽，並無心向嬴政潑臟水。後世卻據此將坑儒判為鐵案，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的了。

作為掌握了主流話語權的儒者，他們也無意糾正這一錯誤。一方面，他們高唱覆古、師古之調；另一方面，他們卻又深谙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道理，只要歷史有利於當下，則其真偽又有什麽要緊的呢？

從理智上，他們也許懷疑坑儒是否確有，但從利益和感情上，他們卻寧願相信坑儒是為必有。

坑術士變成了坑儒，對他們無疑是有利的。這樣一來，嬴政就成了一個負面典型，可以被他們經常拿來念叨。他們的念叨還是不外乎給當時的帝王聽：你看，嬴政就因為坑了儒生，帝國迅速土崩瓦解不說，還落下了千古罵名。所以，陛下英明，不用微臣再多提醒……

坑術士變成了坑儒，也可以滿足他們的感情需求。這倒不是說他們患有“被迫害妄想癥”，而是他們作為一個群體，要維持自己的團結和信仰，除了聖賢經典之外，同樣需要一些殉道者、一些聖徒。而話語權在握，自然可以為本群體追認烈士。即使這些烈士並不存在，那也可以通過修改史料創造出來。而有了這些殉道者的存在，他們這一儒家群體也就添加了無限的榮耀和光輝。

儒者將坑術士攬到自己頭上，心安理得地將自己打扮成受害者，並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如果你說坑的其實不是他們，他們一準得跟你急：你幹嗎不坑我們儒生？你瞧不起我們還是怎麽的？

然而，恕我直言，在當時嬴政的心目中，儒生的地位的確遠不如術士高。儒生只會以古非今，而術士卻可以讓他成仙不死，兩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。以儒生當時的地位，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動肝火，痛下殺手。

當然，自漢以來，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。時至今日，儒依然作為一個褒義詞而存在。比如說儒商，雖實際是商，卻也得把儒擺在商前面，以便附庸風雅。然而儒商這詞，其實和後現代這類詞一樣，純屬胡言亂語，不知所雲。儒、商不兩立，要麽就儒，要麽就商，焉能兼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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